关于加强对黄任老研究资料收集的设想

黄任老（炎培先生）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几十年间和党患难与共，作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统战人士之一，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做出过杰出贡献。作为著名的教育家，他倡导并艰难践行的职业教育也已历近百年，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黄任老及其战友、同事的思想和奋斗经历有着很丰富的内容，有不少可供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在进一步扩大党的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在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和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认真研究和继承黄任老的思想，很有现实意义。

出于对黄任老人格、业绩的敬仰，笔者近年把了解黄任老的思想发展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专题。但几年来仅仅收集到几十种约几百万字的资料和十几本书，尽管这些已经囊括了截至目前的主要研究成果，总量仍明显不足，其中近年整理完成的尤其少，像中华职教社在20世纪80 年代初编辑的社史1---5册，内容很有份量，却没有公开发行，内部印行的方式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笔者曾拜访黄任老的子女黄大能先生和黄素回先生、助手尚丁先生等前辈，拜读黄任老战友王艮（仲）老的文章，请教过中华职教社系统曾整理社史的几位老师，也查阅过一些从不同角度涉及黄任老与其党派、职教同事、同行的材料，深感黄任老思想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反映，而原始资料的不足从根本上制约着研究的深入，有使“继承”黄任老（教育）思想等提法“空壳化”的可能，使重要统战人士成为一种泛泛的表述。

对黄任老的研究和资料收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国内许多地区和部门，影响很大，国家有关部门或领导的重视会起重要作用，具体行业和组织虽然单独进行有些困难，但都应该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积极参与相关工作。如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直接传承黄任老等老一辈教育家薪火的机构，黄任老后来又曾参与创办并担任过民主同盟和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建国后还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任老倡导和实践的职业教育又首先是民办教育性质，二者都是今天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组织、机构如能在国家的号召和人力、物力支持下，承担起收集整理黄任老和其战友原始材料的重任，调动全国特别是上海、云南、重庆等省市的积极性，应该可以较快地完成这一工作。由于黄任老的社会活动生涯是从上世纪初开始的，当年手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有80多年历史，很多活动的具体环境有重大变化，早期从事职教社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前辈中有相当数量已经谢世，硕果仅存的也年事颇高，收集整理黄任老和其同事的资料实际上是在“抢救”，有相当的紧迫性，再不抓紧就会难以补救，那对我国的社会、文化和教育史的研究都将是一个损失。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悠久传统，有关方面应对这一“抢救”予以组织或支持。笔者建议：在收集整理黄任老史料时应选择若干重点，集中力量进行，提高收集整理工作的“投入产出比”，因为修史的根本目的毕竟是“古为今用”，应“与时俱进”地设定收集整理的任务，以更好地使其为现实社会发展服务。

笔者设想，首先应做的收集内容应以黄任老及其战友、同事与知情人士尚未出版的文集、日记等原始资料为主，采集具有“三亲”性质的回忆类文字，应把注意力放在建国前或“文革”前。至于有关档案和文物等虽然有较大价值，但由于已进入有关图书档案管理范围材料的既定性质，可以适当从缓，以区别于那些具有“抢救” 性质的材料。收集工作的成果应及时整理出版，通过应用推动收集，使更多人和机构理解、关注收集工作。可以先拟定一些主题，如著名的“窑洞对”，即黄任老 1945年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民主”的对话，有人将其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比，无论是否恰当，都和我们今天加强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设无疑有着联系，对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又如今天谈到中国职业教育发轫时，经常有人把黄任老出国考察作为他倡导职业教育的原因看待，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无法想象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够没有制造业就实现现代化，因此上世纪初就有了一批先驱倡导职业教育。我们不排除偶发事件的作用，但感到说他是认识到规律才倡导更符合事实本质。纵观中外职业教育的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黄任老当年从旧教育营垒中杀出来提倡职业教育的高明，从根本上说老一代人是体现了一种历史规律，其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们不仅在旧中国非常艰难地身体力行这一主张，并能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由单纯地推行职业教育发展到自觉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从职教社的发展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试想不整理好黄任老及其战友的历史，怎么理解周总理的这一指示，又如何理解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呢？笔者曾另文评介过一位1912年就开始在北京创办北京育才学校推行职业教育的费起鹤先生（1914年该校改名北京财政商业学校，均早于黄任老1916年始的办学。费的学校先后设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楼内和原无量大人胡同36号，费先生是国民党元老孔祥熙的留美同学，美国的麦纳教授当年就为这两个中国青年写了一本传记《华夏两英雄》），这种南北不约而同地鼓吹和身体力行，无疑证明着职业教育是一种历史趋势。黄任老历经忧患成为这一历史趋向的光辉代表，也是他的“伟大”突现于同时代人之前的意义。所以，收集黄任老史料就不应局限在一个团体内，应以全社会为收集范围。其意义也不是对一个人的重视，而是对一代人的尊重。

又如黄任老一生创办和参办过十多种报刊，有的至今销行不衰。他从1914年就有新闻作品发表，黄任老和上海“申报”馆主人史量才先生既是后来职教社的同事，也是申报馆的战友，1931年黄任老从国外返回上海，受聘为“申报”设计部主任。同时或先后受聘的还有戈公振、李公朴及黎烈文等，并因此，《申报》的业务有了极大扩展，成为旧中国大报企业化的领头羊，同时史量才本人的政治态度有了重大变化，和黄任老等共同发起支持声援19路军抗日，亲任“上海地方市民维持会”会长，以至于史在与黄任老一同会见蒋介石时说了那一段有名的话：“你有几十万军队，我有几十万读者”----嗣后于1934年被国民党特务阻杀于沪杭公路。对这一新闻史上的著名事件，研究者尚未联系黄任老考虑，实际当事人之一的蒋介石对此非常清楚，曾极力要求史量才把黄任老从申报馆“清除”出去。由此可知，黄任老在《申报》决非是一无关紧要的闲差，他对以申报为代表的我国报业进步起过积极影响。黄任老在上世纪20年代还创办过《生活》杂志，后来由周韬奋同志以中华职教社培训股股员的身份接办，并形成著名的生活系列刊物及生活书店（今日“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等，黄邹不仅是朋友和战友，在职教社也是上下级关系，黄任老对《生活》杂志及韬奋的进步有过重要影响，给过很多帮助，也许可以说没有黄任老，韬奋的发展历程，甚至重庆出逃、上海治病、遗孀沈粹缜的生活乃至生活书店的战斗都有可能是另外的形态，但黄邹之间深厚的战友情谊和合作经历现在几乎没有多少反映和研究，笔者调查时注意到三联书店、韬奋纪念馆、韬奋基金会和中华职教社之间并没有因此而进行什么联系。
如果是其他人，仅仅以在新闻界的这些贡献就足以立传，因此研究黄任老思想也应涉及相关领域。

黄任老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在自己的战线上和党合作，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起到了党内同志不能起的作用。在黄任老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怎样团结各界人士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才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因为，至今我国只有从中共的角度研究对民主人士统战的，还较少有从民主人士角度系统研究我党是怎样搞好统战的。

江泽民同志提出“与时俱进”后，统战和职教界人士感到很亲切，因为黄任老早年就有职业教育和职教社的工作要与时俱进的提法，中华职教社的有关文件多年一直有这一表述，江泽民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要求与时俱进是对这种精神的升华。有关史料的收集中应落实黄任老这一提法的最早出处，显然有助于全社会加深对黄任老和统战工作的认识、理解。至于今天我国的钮扣已走遍世界，花色品种之多、交易量之大和占国际市场份额之高，恐怕与黄任老1916年在中华职业学校开办钮扣专业的思想难说无因，如果编一本《中国钮扣史》，黄任老和他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学校都应占有一定的篇幅。

总之，拟定若干主题进行黄任老思想的研究，对于增加社会的理解支持，对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抢救黄任老思想资料会有一定益处，更会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和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也能促进今天的职业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