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职业教育，就不能不提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深刻影响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这个由当时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社会团体，有着特殊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通过改革传统教育来寻找“教育救国”之道的家国情怀和宏大追求，从而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写了光辉的一页。
中华职业教育社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的20世纪初期。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国，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了“职教救国”上。那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因列强无暇东顾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急需大量技术人才，但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仍然没有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因此“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非常突出。
为改革传统教育脱离生产实际和社会生活的弊端，以黄炎培为主的一批知识分子在赴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国考察后，提出了要沟通“教育与职业”、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张，希望能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人才，振兴民族工业，从而达到利国富民的目的，即“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为推行自己的主张，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蒋梦麟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力推动，并把推进职业教育同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结合，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序幕。
职教社甫一成立，坚持以改革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致力于倡导、研究、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始终处于推进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领导者地位。
中华职教社引领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既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当时黄炎培、顾树森、蔡元培、蒋梦麟等后来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或主要成员的一批知名人士批判传统教育而掀起的职业教育思潮推动的结果。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又极大地推动了这股思潮的发展。
立社同年，就创立《教育与职业》杂志，及时、系统、全面介绍和引进西方的职教理论,邀请杜威等美国学者来中国讲学，并注意结合中国实际, 研究职教理论在中国的变革及发展；通过编辑出版职业教育书籍和讲演的方式大力宣传职业教育；吸收蔡元培、顾树森、蒋梦麟、邹韬奋、郭秉文、刘湛恩、钟道赞等教育界、实业界和各界名流为中华职教社骨干，共同为职业教育鼓与呼，形成了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思潮；发起成立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后演变为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邀请各地教育界人士共同探讨职业教育发展，所提出的《职业教育设施纲领》成为当时社会公认的实施职业教育的指导性大纲；尤其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黄炎培职教思想，更是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
中华职教社的职业教育实践一直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前列。1918年，为了“以例示人”，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 且“最富有实验性”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培养出了华罗庚、顾准、江竹筠、秦怡、陈述、傅其芳等一批优秀人才，其设科、学制、课程、教材等各方面成为全国职业学校学习的样板。
1924 年职教社编成部分职业科课程标准, 被全国职业学校采纳。
1927年，创办我国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就业服务，成为全国纷纷学习效仿的对象，掀起了职业指导的热潮。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和宣传的职业指导得到社会的承认, 引起政府的重视。
1928年6月, 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 其中规定了所有各级各类学校应在最后一学年时进行职业指导和升学指导, 大学及中学都应设职业指导部, 各省应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
1930年9月, 全国职业指导机关联合会成立。
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 至此, 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职业指导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开始举办、并在抗战期间大规模举办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掀起了“职业补习热”，影响及于全国并及政府，1933年，教育部将职业补习教育纳入制度轨道，颁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二、三十年代中华职教社开辟的农村改进试验区，在全国各种实验区中也独树一帜, 很有特色。中华职教社还于1946 年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大胆探索在普通中学内进行职业教育的实验，非常难能可贵。 可以说，中华职业教育社已经初步探索出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模式，遗憾的是，这一探索因为抗战爆发而被中断了。总之，在中华职教社的带动下，职业教育之潮渐渐波及全国，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成为当时全国职业教育界的领导者。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职业教育界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她对职业教育所做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发展为职业教育学制革新奠定了基础。在学制确定的前几年间，《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介绍外国教育的文章50多篇，职业教育制度是必谈之题，第33期还专门探讨学制改革问题。基于对国外职业教育制度的了解和赞赏，并将其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学习和借鉴的对象，黄炎培对西方职业教育学制尤其是美国职业教育模式进行了介绍和大力宣传。这些都推动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制度的讨论，在理论上为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依据与铺垫。而中华职教社的办学、职业指导、调查研究、职业补习教育等实践也奠定了学制的实践基础。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下,确立职业教育制度成为共识，要求建立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呼声如此普遍高涨，很快影响到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以学制为主要议题，广东、浙江等10个省均提出了各自的学制改革案，最后决议以广东的提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1922年9月，北洋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提案稍作修改后，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学制改革案》，于同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这就是“壬戌学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由此确立。
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华职教社始终抱着爱国的信念,把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华职教社早期宗旨是教育救国, 希望靠职业教育的普及挽救中国的贫弱不振。而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华职教社能够不断改变自己,追求进步,于1925年提出“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的大职业教育主义。
抗战爆发后，中华职教社又提出“全力赴国难”，把抗日救亡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并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和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中的作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与共产党团结合作。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2月，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历史的发展中，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渐从一个单纯的职业教育团体，成长为既从事职业教育，又致力于祖国独立、解放、民主、富强的进步政治团体。
198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复社后，继续在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和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参与起草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坚持为“职业教育”正名，提出“科教兴农”构想。定期组织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展各种专题调查研究活动，多次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课题，取得丰硕成果；积极围绕职业教育民办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有关建议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助推了一批职业教育的重大法规政策出台；积极传承和弘扬黄炎培职教思想，成立了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会，创立了黄炎培职业教育奖。通过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党和国家联系职业教育界尤其是民办职业教育界人士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9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响应中央号召，创造性地实施了旨在帮助城乡富余劳动力及困难人群实现就业和优化就业条件的温暖工程公益项目。20多年来，温暖工程从城市到乡村，面向农民、城镇下岗失业待业人员、贫困青少年、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复转军人、残障人士、服刑人员等特定群体，开展公益性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开辟了一条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新途径，成为统一战线凝聚人心、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做出积极贡献的品牌工程、民心工程，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中华职教社还充分利用民间职业教育团体和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份，积极开展两岸和发达国家、地区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以职业教育为载体，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宣传、提升中国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转自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