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8月，黄炎培自美归来，开始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由于当时中国存在着两大社会问题，遂使黄炎培的主张迅速得到了响应。
问题之一，即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得到了迅速发展，急于扩大再生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空前迫切地感到了缺乏人才的压力。可是当时中国多数学校仍以“读书做官”为培养学生的宗旨，即使如实业学校，也“非教以农工商业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其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其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其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因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用高薪去聘请外国技工和管理人员，往往受制于人。所以穆藕初曾叹息道：“吾国各业之不振，皆由于缺乏适用人才，并缺少独树一帜之人才而耳”。人才问题，成为了当时民族工商界深为忧虑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毕业生“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遂使“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分外突出起来。据江苏省公私立各中学的调查，“乙卯（1915年）升学者得百分之二十三，丙辰（1916年）得百分之三十九。此外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常者也”。由于“读书做官”论的影响，许多学生读过书后不肯再从事下层实际工作，而又无真才实学可以谋生糊口，就变成所谓“识字游民”，以至于教育界有识之士不由惊呼：“教育幸而未发达，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几乎不尽驱国人为高等游民以坐待淘汰于天演耶”？这样，就业问题即生计问题，成为了学生及其家长们（主要是城镇小资产阶级）日益操心的问题。
面对上述这种“在失业者方嗟叹活计之难寻，在事业界方忧虑需用人才之无多”的现状，黄炎培提出要“沟通教育与职业”。他主张以教育培训人才来开发祖国富源，振兴民族工业，以职业技能来培训学生以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后来回忆说：“职教社就创立在利国富民的一念上”，“吾们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这种救国救民的精神，遂成为后来指导职教社的一贯思想。而把培养人才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把使自己子弟能够谋生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界的城镇小资产阶级，便构成了支持职教社的主要社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黄炎培等人宣传“职教救国”论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1915年10月出版的《新青年》一卷二号上著文指出：“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全国之人，习以游堕，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生寡食众，用急为舒，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立国，不其难乎？今之教育，倘不予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也，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陈独秀的这番话，很可以说明“职教救国”论的提出和职教社的产生，具有着极大的历史必然性。
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附设了职业教育研究会，有会员148人。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成立的第一个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它为后来全国性的职教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7年1月，黄炎培同蒋维乔、郭秉文、陈宝泉等一行六人赴日本、菲律宾作第二次国外教育考察。当时日本虽然没有在学制中规定职业教育的地位，“而于实际则厉行弗懈，”日本能够迅速跃居为资本主义强国，职业教育实有功焉，这使黄炎培感到：“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在菲律宾，黄炎培更切实地看到了职业教育的功效，他认为菲律宾从一个殖民地国家，“不十年而改观，”“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皆出自职业教育之赐。因此，黄炎培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从日本、菲律宾考察归来后，黄炎培加紧奔走联络，准备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5月6日，“职教社”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在《成立宣言》上签名的有：蔡元培、黄炎培、伍廷芳、梁启超、张謇、严修、唐绍仪、汤化龙、王正廷、陆费逵、张伯苓、聂云台、史量才、穆藕初、张嘉璈、宋汉章、沈恩孚、蒋梦麟等共48人。7月成立了职教社名义上的权力机关—议事部，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穆藕初、张元济、王正廷等被选为议事员。由议事部推选出办事部，这是实际的掌权机关，由黄炎培任主任。黄外出时由沈恩孚任代主任。办事部还设立了总书记一职，（相当于秘书长），由蒋梦麟担任。
职教社刚成立时，规定社员分为普通社员、特别社员、永久特别社员三种，普通社员一年交会费2元，特别社员一年交20元，一次交会费二百元以上者，则为永久特别社员。当年共发展普通社员545人。特别社员204人，永久特别社员37人。永久特别社员以穆藕初、陈嘉庚、史量才、聂云台、钱新之等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为主。另外如黎元洪，李纯（江苏督军）、鲍贵卿（黑龙江督军）、卢永祥（淞沪护军使）等，或为沽名钓誉，或为附庸风雅，也都慷慨解囊，成为永久特别社员。社成立后发展的普通社员则有马寅初，胡保祥（厥文）、任鸿雋、钱天鹤、潘文安等人。
由职教社的发起人、议事员和永久特别社员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个社团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仅面向文教界，而且面向工商界，且吸引了这两界的众多知名人士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职教社不同于我国其他任何社团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它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一大特点。（转自《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黄嘉树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