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中国共产党挚友黄炎培

作者:浦东中华职...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5-22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南有陈独秀、北有李大钊之说,黄炎培与两人都相识。黄炎培认识陈独秀于李大钊之前,1920年他曾多次请陈独秀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做过演讲,并共同就中国社会改革的问题进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二个月,他又专程前去北京拜访李大钊共同探讨“以教育唤起民众,以组织发动民众”,并就携手合作进行商定。
  一、与共产党人看法相同,与中共成为职业教育的合作者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黄炎培逐渐认识到:要改造中国、要振兴中华,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所倡导的革命目标是可行的。因而在开展职业教育的同时,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行动,特别是中共倡导与开展的对劳苦大众谋福利行动,不仅为黄炎培等职教同仁所接受,而且也为职教社及所培养的学生们所接受,因而与共产党人有着共同方面的目标。为此,他不仅请陈独秀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来讲课,并专程去北京拜访了李大钊,拜访时李大钊对黄炎培说:“我们的看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唤起民众。只是在做法上,你们重教育,我们教育外还重组织,我们密切联系吧。”黄炎培说:“以教育唤起民众,以组织发动民众,两者不可缺也。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临别时,他还约李大钊为自己主编的申报纪念刊撰文《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与《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由此,职教社在组织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动员各种力量开展平民教育时,中共曾经给予大力支持。1924年,中共上海区委就决定加入黄炎培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来又决定,中共党员可应以个人的名义加入黄炎培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师及招生委员会。成为在中共历史上最早支持黄炎培开展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活动的支持者,也奠定了职教社将中共作为开展职业教育依靠与合作的力量基础。有了寻找“大职业教育主义”实现“政治救国”同盟者的思想基础,不仅使黄炎培对中共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也日趋密切。黄炎培提出:“办职业学校的,要同时和教育界、工商界努力沟通与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必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运动”的主张,从行动上与共产党的联合也上升到从思想上逐渐达成共识 。
  二、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的目标,与中共成为目标一致同道者
  “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这是黄炎培为职教社制定的目标,后又将“为社会服务之预备”的目标赋予了新的内涵,重新解释为“为民族谋独立与繁荣”,与中共人提出的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运动十分相似,不仅如此,关键之处还在于黄炎培能将从不让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后应为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以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其合作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在那里真正做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近处说”,在于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黄炎培确信发展职业教育:“只有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造福人群理想。反过来讲,也有赖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实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集会,拟订符合中共基本策略的“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抗战开始时,黄炎培不仅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新意义,并利用上海地方协会联络社会各界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此职教社的抗日爱国行动,始终得到中共人士的支持与合作。
  三、支持中共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共成为联合抗日的盟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导致了全国抗战的实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黄炎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出任了国民参政员、国防参议员,他不仅同中共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与许多国民军政要员有联系,并同许多社会贤达有密切的往来。1938年5月,黄炎培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并结识了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邓颖超等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以后,相互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建立了日益亲密的关系。黄炎培曾说:“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御日。”并请周恩来撰文《今年抗战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刊登在职教社办的《国讯》上。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提出了七个“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提案,其中一个提案是黄炎培领导的职教社人士提出来的。时任国民参政员的邹韬奋把这些提案称之为:“晴天霹雳的宪政运动”。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黄炎培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怒,就在“皖南事变”发生当天,董必武就来到黄炎培家中,与黄炎培交换对“皖南事变”的看法。随后,黄炎培的好友沈钧儒与邹韬奋也来到黄炎培家中进行长谈,统一对“皖南事变”的态度。他又立即前住中共代表团住处,向周恩来等致以深切的慰问,黄炎培说:“不管国民党当局作何种宣传,这样的做法,绝对错误。”并明确表示:“如果参政会讨论反共问题,我们决不奉陪。”
  “皖南事变”后的这段时期是重庆大后方最为黑暗的日子。可是中共将黄炎培视为挚友,周恩来不断地向他通报“皖南事变”的情况,并告诉他:“黑暗是暂的,光明一定会来到。”在这段日子里,黄炎培每天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听取中共的对策。为此,周恩来曾电告党中央:“黄炎培常常在电话机旁守候过夜半,以听取我们的讯息”。“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曾多次向蒋介石力陈己见,并向蒋提出:“充实力量,争取民意,避免冲突”的三条意见。在黄炎培等抗日爱国进步力量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向国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
  为了加强宣传与统战工作,周恩来曾多次约见了黄炎培,并与他进行了长时期的深谈。黄炎培认识到,要抗日就要民主,要民主就要斗争,要斗争就要建立相应的组织,于是他把成立第三方面组织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十分支持黄炎培的这个想法,于是他与张君励、张澜、梁漱溟、江问渔、章伯钧等人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以后的长时间斗争中成为中共的同盟军。
  四、支持中共《论联合政府》主张,与中共成为风雨同舟的朋友
  抗战胜利之时,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发表,使黄炎培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为国为民的真诚,他认为中共的主张是顺从民意的主张。于是他决心为国共谈判做些推动工作,他先和褚辅成商量,两人意愿相同,并决定多找几个人一起商量,提出较为切合的恢复国共谈判的办法。先由褚辅成出面,邀请几位国民参政员吃饭,这次聚会除黄炎培和褚辅成外,共邀请了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伍、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以及中共代表王若飞等九位国民参政员。交谈中,黄炎培等人推荐王云伍和邵力子向蒋介石传达大家的意见。几天后,黄炎培等人接到通知,蒋介石邀请他们吃饭,黄炎培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王若飞,问他是否接到邀请。王若飞告诉他,没有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王若飞知道自己没被邀请后,即邀黄炎培与冷遹单独谈话。谈话时,黄炎培请王若飞把他们希望国共继续谈判的意见转达给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6月1日,黄炎培等应邀到达蒋介石官邸赴宴,席上,黄炎培等人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国共会谈,并明确表示准备以他们几个参政员个人的名义打电报给延安的中共中央,表达他们的愿望。蒋介石说:“对中共并无成见,如果诸位认为要打电报给延安,电稿可交给张治中去拍发。”黄炎培知道蒋是不会真心支持他们的,所以宴会后黄炎培等人又到傅斯年处继续商量,并决定由黄炎培与傅斯年草拟致延安的电稿。 6日,邵力子告知黄炎培说,张治中已将他们给中共延安的电文发出了。
  中共中央于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并于18日,电复黄炎培、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邀请他们去延安商谈国是。 访问延安,也确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他历来信奉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在延安访问的短短5天里,毛泽东单独和黄炎培推心置腹畅谈就有三次。黄炎培深深感到自己以前对共产党的一种神秘感消失了,他发现的是一个阳光普照下的自由的世界。这里虽然没有西装革履的绅士,没有洒香水、穿高跟鞋的女郎,但是有着朴实健壮的男子,贤慧纯朴的女性和充满朝气的学生。这里虽然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没有一个人是闲荡的,可是领导们却是那么地和蔼亲切,军民之间的相处,又是多么地鱼水情深,延安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者,又是那么地负责。这一切使黄炎培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十分的惊奇,这不就是我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吗?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世界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这里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自由、民主。特别是当他看到军民共同垦荒种地,看到齐耳的短发、自织的土布,看到街头的意见箱,他再也不能不将这眼前的世界与自己朦胧希望过的理想梦境联系起来,他把这里的一切与城里的绅士式的男子、涂脂抹粉洒香水的女子、飞扬跋扈的大官们对比…… 他被这些朴实,平凡,但纯真、高尚的人们所打动了,由而他心中的天平完全偏向了中共的延安,感觉到与中共合作是自己一生最正确的抉择。但他仍担心,依据中国 “兴亡周期率”的这个难点,如中共执政后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了“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的回答,使黄炎培较为满意。
  延安归来后,黄炎培决定将在延安访问的所见所闻的日记马上整理出来,并自提书名《延安归来》,书中记载着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以及在延安五天的感想。他的这种真挚感情也表达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大部分高、中层分子心中的希望。
  五、希望在中共的认识,与中共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
  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和平,毛泽东毅然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黄炎培曾多次出席毛泽东举行的茶会,相互进行了亲切地交谈。可是重庆谈判后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宣布召开伪“国民大会”。面对这种状况,黄炎培即找周恩来就时局问题长谈了二个多小时,彼此间获得了进一步了解与共识。在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内战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黄炎培坚决拥护中共于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并特为《国讯》及联刊撰文《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为什么不走一条康庄大道》等文章。为了加紧与各方面的人士的广泛接触,黄炎培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之中,并将筹建情况随时向周恩来等中共人士通报,并随时与民盟、救国会领袖进行密切联系与磋商。民主建国会从开始筹建时,就有中共党员参加,成为支持中共、反对内战的一支有生力量。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的“五一”号召,提出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黄炎培和他所领导的组织与成员们以及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全国一切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受到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只能加紧补充兵源,到处强拉壮丁。巨额倍增的军费开支,至使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严重崩溃,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再也无法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他毅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携全家从重庆返回离别十年之久的上海。
  1948年,中共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天快要亮了,此时黄炎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经常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中共也随时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情况向他通报。为了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共的政策。黄炎培决定利用刚接办的《展望》刊物公布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同时在国讯书店公开出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单行本。他又向上海地下党提出派人到《展望》负责实际编辑工作,上海地下党于9月即派王元化到《展望》工作,负责日常编务。《展望》也由此成为中共在上海国民党统治区所掌握的唯一的公开刊物。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讲清的问题等征求意见。同天,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公局并潘汉年电,要求按照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的要求,征询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不久,周恩来又拟定了邀请到解放区商讨新政协的七十七位民主人士的名单。为了保证他们能够平安地到达解放区,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要求各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保证民主人士与其家属的安全到达 。
  1949年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帮助下,黄炎培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悄然离开上海,转道香港,奔向光明的北京参加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成为毛泽东在北京住所――双清别墅第一个接待的民主人士。
参考书目:
①黄炎培著《八十年来》、《延安归来》
②尚 丁著《黄炎培》
③方全林主编《方圆人生黄炎培》
④朱宗震 陈伟忠主编《黄炎培研究文集1、2》
⑤陈伟忠著作《岁月文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⑥陈伟忠主编《黄炎培诗画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⑦《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出版
⑧中华职业教育社七十年史料
⑨ 浦东文史资料丛书
⑩《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
⑾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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