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函授师范学校去蔚县的一次下乡考察

作者:章启祥 来源:社讯 发布时间:2012-03-08

  195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次工作讨论会后,本着会议精神,于1951年6月,在教育部领导下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合办了“业余函授师范学校”,以农村在职小学教师为教学对象,在前察哈尔省蔚县、前平原省内黄、林县进行教学试点,通过业余函授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教学水平。1952年10月学校改为“北京函授师范学校”,并以河北蔚县和新乐县为重点实验地区。身在农村的乡村小学教师,存在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和因文化基础差,自学教材有一定困难等问题。为此,1953年4月,函校决定由吕景星和田乃钊同志带领有关教师去蔚县进行实地考查,并与当地教育部门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参加了这次下乡考查工作。
  4月中旬,北京已回暖,春意渐浓。但处在“口外”的蔚县,据说仍然冰冻寒冷。我们数人从职教社总务部门领出了供大家出差用的皮帽子、老羊毛皮大衣和狗毛皮靴子。我们一行5人,先乘火车到张家口,打尖一夜,次日乘汽车奔赴蔚县。陪着的是到张家口接我们的县教育局副局长闫尚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
  这天早7点,天蒙蒙亮,大家穿上全套御寒皮衣皮靴,带上皮帽子来到“汽车站”。原来在路边等待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日伪时期留下的载货两顿的破旧的小卡车。车的“马槽”上正冒着白色浓烟。原来在马槽左前角立着一个半人高的长形锅炉,副司机正在往里填“劈柴”,说等烟不冒了就开车。这种烧劈柴的汽车当时很多,是缺乏汽油时代的产物。在北京还有驮着巨型大包袱的燃气公共汽车满街行驶。我们上车时才知道,这辆车已在马槽里装满一袋袋不怕压的货物,放得和马槽一般高,人就散乱地坐在货物上,由于重心高,四周毫无遮拦,必须用手抓住栏住货物的粗麻绳,防止摔下来,甩下去。车上坐满共有12、3个人,其他“乘客”都是当地老乡。
  汽车行走的是黄土路,坑坑洼洼,很窄,旁边勉强可以走过一辆骡车。车开得不快,据说也开不快。即使是这样,车开过去,后面仍然卷起一股黄土,倒扑过来落在每个人身上,人们只好卷缩起来,用衣物尽量遮挡黄土。车开过一个多小时以后,开始进入盘山路。受罪的时候开始了。这里叫“十八盘”。要经过几座大小不等的山,绕过十八个弯道才能进入山下平路。山路必然是曲折蜿蜒,也必然是沿着山根行驶,一侧是深浅不同的悬崖。这时汽车开始上坡,坡度虽然不大,但因汽车的马力不足,发动机发出一阵阵像牛吼样的声音,竭力向上爬行。副司机不时下车,在汽车后面跟着走,手里拿着一个带弯把的三角形的木头,随时在汽车爬不动时把“三角木”塞在后车轮下,防止汽车灭火溜坡。这叫“打眼儿”。一路上汽车始终行驶在很危险的悬崖边上。我几次听到人们的惊叫声,还听到田先生低声说“乖乖,太可怕了。”由于这样的的路消耗煤气,副司机还要不断爬上车给锅炉添加劈柴。这样锅炉冒的烟就更浓。人们连薰带颠带晃动,十有八九晕车。我是晕得最厉害的。头痛、恶心、呕吐。特别在汽车猛然颠簸晃动的刹那会强烈呕吐。人们照顾我,叫我挪到马槽边上,以便吐到车外。坐在中间的一位老乡晕车,因为周围挤着人使他动弹不得,呕吐时不得已摘下毡帽,吐进帽子里。不吐的人一个个强忍眩晕的痛苦,无精打采。我旁边的吕景星同志坐在司机楼后,早已无力说话,弯着腰,双手抱头一动不动地忍受着。田乃钊先生坐在左侧边上,面向里,没有吐。这位留学剑桥,平时绅士风度十足的田先生此时身上、脸上一层黄土,金丝眼镜上方的两道眉毛已变成黄色,面无表情。当我趴在车沿一阵呕吐之后,回过头来时,他正看着我,向我呲一呲牙,那是一种木木的苦笑。函校的其他两位同志,一个在颠簸晃动中打盹,一个也在不时地呕吐。闫尚智同志趴在拳着的两腿间打瞌睡。汽车不停地喘着粗气,吃力地继续爬坡。我头疼欲裂,仍不时地呕吐。由于几乎筋疲力尽,有时仿佛睡着了。其实不论睡着没睡着,脑子里已经没有思维能力,感觉懵懵懂懂,天昏地暗。
  汽车已开了五个多小时,我吐了四个多小时。先是食物,后是黄水,再是白色粘液,最后是苦涩的绿色胆汁,折腾得我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终于熬到汽车开始下坡了,行驶速度显然快了很多。我渐渐在颠簸摇晃中一阵阵睡着。车开到九个多小时,天已擦黑,终于到了目的地蔚县。停车以后大家长嘘了一口气,纷纷下车。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打身上的黄土。蔚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带领一行人在这里迎接我们。一阵寒暄后把我们带到县教育局。我们在那里洗脸漱口,喝水,吃一天来的第一顿饭。晚上我们分别睡的是给我们腾出来的办公室中干部睡觉的床铺,用的是临时凑来的干净被褥。
  我们一行在张家口休息一夜后,身体恢复过来,我的晕车现象完全消失。在与县教育局(科)的同志研究之后,决定分两个组下乡,每组有一位局里同志相随。我和田乃钊同志在一组,相随的是闫尚智同志。当天下午两组分别出发。因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大家都步行,奔赴第一所有函授学员的学校。此时这里天气不很寒冷,大家都不用穿皮大衣。
  我们三人一路上谈论着蔚县概况和蔚县小学校、小学教师情况以及函授学员的学习情况。闫同志告诉我们,蔚县古称蔚州,是燕山十六州之一,民国以后改州为县。职教社创办“业余函授师范学校”在蔚县招生时,尚属察哈尔省。去年12月才和宣化、延庆等县一起划归河北省。流过县里的那条河叫壶流河。起源于山西省广灵县,旺盛的泉脉在广灵、蔚县境内逶迤,到了西合营北与定安河汇合后,向北一拐就进入了桑干河的怀抱。蔚县产煤,产铁,还有其他矿物。她说蔚县还有一股暖泉,所以有个暖泉镇,镇里有个“暖泉书院”,建于元代。另有一座建于乾隆时期的“文蔚书院”。当前县里不论“完小”还是“初小”, 由于人口稀疏,学校少,师资也普遍缺乏,“一人一校”的复式教学成为普遍现象。有教师自嘲说“我既是教师又是校长,还兼打钟的”。有了函授学习,学员高兴地说“我上了北京办的学校,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县里成立的小学教师学习委员会加强了教师政治、文化学习的领导,所设的专职辅导员也很负责任,受到函授学员的欢迎。但因为学校分散,有点力不能及。
  我们要去的学校离县城40里。另一组的去处也有几十里。那时各村有通往大道的大车路,村与村之间一般没有直通的路。为了抄近,闫同志领着我们穿行在乡间纵横交错的阡陌小路上,有时还要走在田埂上。路边已有不知名的小草长出来。春耕已开始但尚无庄稼的踪迹。我们经过一条小溪,发出汩汩的响声。田先生说:这就是“流水潺潺”。我们坐在附近的土埂上休息片刻,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太阳西坠时进了村(已说不准村名)。村里的这所学校仿佛是一座旧庙。唯一的一间教室好像是庙的正殿。庙的院墙早已倾圮,用碎石垒砌了一人高的短墙。学校只有初小,“一人一校”。 这时正巧赶上放学。二十多个小学生唧唧喳喳地从教室涌出。孩子们见到我们陌生人立刻安静下来,一双双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们走出校门,各自回家。
  经闫同志介绍后,学校姓韩的老师把我们让进东房里。这是他的备课室也是他的住处,还放有一些简单的教具和体育用具。我们在这里和韩老师交谈。他说函授教材很好,也看得懂。由于从早到晚教学教务校内杂事沾满时间,晚上要批改作业、备课,要到入夜才能学习,但已处于乏累困倦时刻。星期日有时要回家做些农活。所谓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尽管领导重视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他们的学习小组有三人,但分三个学校,很难凑在一起。北京函校寄出的学习材料,和要交到北京的作业,是通过乡邮电所传递,基本没有耽误过。韩老师和当地人一样,对“一人一校”“单班多级复式教学”现象并不奇怪,认为过去的私塾不也是这样吗。目前的现实就是这样,若有改变,有待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交通的改善。韩老师也和许多农村教师一样,吃的是“百家饭”,由村干部安排,每天轮流,由一户人家按时送来。一般的村没有电,晚上点的是煤油灯或豆油灯。我们后来去的另外几所小学和函授学员情况也大致如此。镇级小学大多是完小,条件较好,师资水平略高,学校有数位教师。但有的学校也存在复式教学形式,只不过是双班二三级复式或三班二级复式,比单班多级教学效果略好一些。
  我们在回到县城前用了三天,去了四五所小学,见到五六位学员。每天要走二十至三四十里路。每天吃的都是“派饭”,由村干部安排,大多是找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做好饭,送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有的人家管一天,有的管一顿。这里的主食是玉米、荞麦等杂粮和土豆,白面很少。较好的还有一种黄黏米面也叫“软黍子”,用来蒸出粘糕,当地叫“毛糕(mou gou)”。大家最喜爱的是蔚县普遍使用的一种小火炉。用铁皮制作,直径四寸多,高约八寸,下部有篦子,有通风和掏炭灰的火门,上部有支锅用的支爪。更奇特的是那里一种燃点很低的煤,放进小火炉里,用半张报纸即可点燃,火力和特性与木炭相仿。吃饭时将火炉摆在桌子中央,蒸、煮、涮、煨等功能比一般铜火锅还多。我说想买一个带回北京,但别人说只买火炉不行,你最好再运回一车此处的煤,使我哑然失笑。
  在蔚县我第一次见到一种彩色戏剧脸谱剪纸,以“阴刻”“色彩点染”为工艺特点。除脸谱外还有其它纹样的彩色窗花。据说蔚县剪纸源于明代,长期以来形成了地方的独特风格。可惜当时没有购买一些带回北京作为纪念。直到若干年后我在北京王府井工艺美术公司才买到一套戏剧脸谱剪纸,为了可以经常回忆起蔚县和这次蔚县之行。
  经过数日“深入学校,面对学员”的考察,我们回到县城,与教育局的相关人员一起开会,汇报情况,提出问题,研究如何改进工作。之后,像来时一样,乘汽车、火车回到北京。我经过这次蔚县来回坐汽车晕车的“炼狱”,此后至今再也没有晕过车。这是我意外的也是最大收获。
  调查研究是黄炎培先生的一贯作风。任老在成立职教社之前就在国内外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这种作风始终贯彻在职教社的各个时期,各项事业的开展当中。函授师范学校的创办也是如此。这次去蔚县考察摸清了很多问题,为研究、总结函授师范学校的创办、教材的编写、教学的组织形式等,取得很多实际的经验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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