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社发起人之一——史量才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7-08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字量才,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出生于松江。杰出的商人、教育家和报业巨子,上个世纪初中国最出色的报业经营者,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作为上海的报业大王,史量才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立志文化事业的年轻人
    1880年1月2日,史量才出生上海松江县泗泾镇,1899年考入县学为附生。之后,他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开始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近代科学。1901年秋,史量才考取杭州蚕学馆。随后,他利用假期,回家倡议兴学,促地方绅士筹集经费,创办泗泾镇养正小学,称誉乡里。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史量才应聘在上海育才学堂任理化教员,不久又在江南制造局工兵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校任教。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学学堂,开了中国女子蚕业教育之先河。该校后迁往浒墅关,改名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
    1905年,史量才参加了上海和江苏两地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与黄炎培等发起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他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并与革命党人建立联系。1912年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时,他参加了协商工作。
    1908年,史量才被聘为《时报》主笔,开始走上新闻工作道路。在《时报》工作期间,他结识总主笔陈冷和张謇、程德全、应德闳等江苏士绅和都督府主持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史量才参加江苏独立运动,清理江海关财务,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期间,史量才又参加了南北议和的协商工作,并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公职。
    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和政权的嬗变,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动军阀和流氓政客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真实。对政治感到十分的失望,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新闻事业,试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当局,激浊扬清。
购买《申报》股权,出任总经理
    《申报》由英国人美查创办于1872年,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一份报纸。1909年,美查回国, 将该报卖给席福裕。由于经营不善,《申报》发行量仅7000多份,连年亏蚀,席氏不得不转手出售。
    1912年,史量才与张闳、应德謇、赵凤昌等合资,以12万元购买了《申报》。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为了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受掣肘,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独家经营《申报》,为了改变《申报》经营欠佳的局面,史量才赢得了江浙资产阶级资金上的投入,同时起用张竹平、冯子培、王尧钦等管理人才,对《申报》逐步实行现代化、企业化管理。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开拓广告业务,从而大大增加了报纸收入和社会影响。他以卓尔非凡的经商头脑分析市场行情,适时屯积廉价纸张,以降低成本。更主要的是,史量才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标榜。他常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强调:“报纸是民众的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申报》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1922年11月,英国报界巨子、《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来到中国,他在参观《申报》馆后,称赞它是中国的《泰晤士报》。到1931年,该报日发行量增加到15万份,年利润达数10万元,销售量和影响直追当时全国最畅销的《新闻报》。
反对帝制,智斗袁世凯
    1912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又做起了皇帝梦,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又唆使其亲信党羽杂凑成各界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袁世凯深知舆论的厉害,以威逼与利诱并举,使报章为其恢复帝制宣传鼓吹。虑及东南巨埠上海的报章举足轻重,便调拨专款15万大洋,派御用文人、《亚细亚报》总经理薛大可南下行贿报界,《申报》是其收买的首选对象。
    薛大可一到上海,即开始暗中活动。他有个赵姓朋友的儿子在《申报》当秘书,遂请赵秘书带口信给史量才,大意谓:只要《申报》不发表反对帝制的议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可给予巨额津贴。
  当时,史量才正遭受一场冤屈官司被罚大宗赔款,经济上陷于困顿境地。薛大可以为史量才正缺钱用,正可封他的口,殊不料却碰了一鼻子灰。史量才要秘书转告薛大可: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不仅于此,他还起草了“申报馆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的《本馆启事》,向社会大众公开了行贿者的阴谋,以及拒绝贿买的心志。
  《本馆启事》刊登在《申报》1915年9月3日头版头条,所占位置与字体引人注目。启事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点明了刊登这份启事的原委是:“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针对这次贿买事,史量才严正声明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史量才在上海报业同业组织——上海日报公会会议上主张,报纸刊头不用洪宪纪年。果然,到了“洪宪元年”的1月1日,《申报》仍用民国纪元“中华民国五年”,沪上多家报纸跟着照此办理。
  日复一日,10天已过,《申报》刊头还是民国纪年而不见“洪宪”字样。袁世凯得悉后大为恼怒,敦促内务部电令沪海道尹公署查办,内中有语云:本年改洪宪元年,今查上海各报仍有沿用民国五年者,应即知照各报馆,如再沿用,不奉中央政令,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停止邮递……
  沪海道尹公署将内务部电文抄录给上海日报公会,“希即传知各报迅即更改”。1月11日,日报公会转发给了《申报》馆。史量才大智大勇,钻了公文中“查照办理沿用民国五年者”的空子,于1月12日的刊头上,只去了“中华民国五年”,但并未调用“洪宪纪元”。并通过一则《启事》,公布了内务部电令,公告“本馆因此不再沿用。”
  到了1月24日,史量才又接到了日报公会转来的上海警察厅公函,大意谓:如不用洪宪纪元,即奉部饬停止邮递,本厅管辖地内,如3日内犹不遵改,一律禁止发卖,并将报纸没收。
    为了报纸生存,继续发挥万民之喉舌的作用,史量才只得答应遵改,但还是玩起了“花招”。一是所加“洪宪纪年”四字的位置,在报纸名称下的第4行即西历日期、星期及旧历年、月、日之后,而原来的民国纪年在报纸名称下的第一行,十分醒目;二是原先的民国纪年字体相当于现在的小5号字,而“洪宪纪年”只相当于现在的8号字,小得如芝麻一般,连笔画都分辨不清。对此,广大读者当然心知肚明。
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民国6年5月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特别社员,是中华职教社48位发起人之一;同时当选临时干事会干事,同年7月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一届议事员会议事员。后任中华职业学校首届经济校董之一。
    民国9年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二届议事员。
    民国10年中华职教社年会后,被推为征求社员第十五队队长。
    民国12年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三届议事员。
    民国15年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民国18年当选中华职教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民国20年7月中华职教社改选部分董事,仍当选。
投资实业,成为报业巨头
    1921年,史量才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共同创办中南银行。镇江籍银行家胡笔江是由史量才推荐出任中南银行总经理。
    上海民生纱厂由史量才、徐采丞等人集资创办,具体创办时间不详,董事长史量才,总经理徐采丞。1931年曾发行上海民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总股本规银50万两,分作5000股,每股100两。史量才还投资其他行业,如帮项松茂扩大五洲药房,协助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等。
    1927年,史量才收购上海时事新报;2年后,史量才再次出资40万美金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购买65%的新闻报股权,成为当时中国的报业巨头。
任上海市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申报》立即发表了时评:“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中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1月30日起,《申报》连续两天发表题为《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文章号召全国的军队起来,踏着第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
    为积极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1月31日,史量才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被推为会长。在成立大会上,他慷慨陈词,谴责日本侵略。上海地方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日夜忙于抗日工作。他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安置难民,并配备医药、教育等设施。他协助宋庆龄和杨杏佛创办“国民伤兵医院”,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他呼吁上海市民踊跃捐助第十九路军最迫切需要的运货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雨衣药品等。消息发布才半天,上海市大小车辆排成长龙,集中输送各类物资到部队。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面前,上海工商资产阶级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和共同行动。“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上海工商、金融界主要领袖100多人组织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在动员和协调各方面的力量援助中国军队,救济难民,维持和稳定金融工商业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史量才和黄炎培分别担任了“地方协会”的会长和秘书长,他们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半政治团体的核心人物。淞沪战争之后,“地方协会”积极介入国家和地方事务,反对政府继续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
    民国21年(1932年)上海市政府参照市组织法,在民选未完成以前,暂行设立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市政府提出19人的名单,聘任为上海市临时参议员,其任期至正式市参议会成立时为止。民国21年(1932年)10月16日,举行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典礼。民国21年(1932年)10月19日,召开第一次参议会,推史量才为议长。同年12月1日,成立秘书处。暂借枫林桥外交大楼为大会议场,另于胶州路87号设立办公处。
 《申报》最辉煌的时期是史量才主持馆务的22年间
    1912年后史量才入主申报馆,由此大刀阔斧,不仅成就了其一生事业,而且《申报》也在他手里发扬光大,进而成为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史量才办报可分两阶段,最初持论稳健,较少涉及政治,其理念是“广告第一,新闻第二,言论第三”;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亡国危机的压迫下,史量才邀请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黎烈文、鲁迅等名家或高参或加盟或主笔,《申报》风格转而激越,发行量也日渐攀升。
    史量才主持馆务以后,大事革新。他尽力网罗杰出报业人才,聘请张竹平等能人担任经理,以高薪从《时报》馆挖来著名报人陈景韩担任主笔,聘请一代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为驻京记者或特派员。他不遗余力地加强新闻报道,更新报道样式,努力以新闻优势吸引读者。他归纳新闻写作三字经:确、速、博,成为《申报》记者的守则。他创办电讯社,建立全国性通讯网络,使《申报》成为真正全国意义上的大报。他设立多种专刊、增刊、专栏,使报纸向更加现代化、综合化方向发展。他更新《自由谈》栏目,使之成为鲁迅、茅盾等人发表杂文的重要园地。1932年至1934年,报馆陆续发行《申报月刊》,编印《中华民国新地图》,发行《申报年鉴》,编印《申报丛书》,设立申报流通图书馆,为店员、学徒、工友和失学青年提供服务,设立申报业余补习学校、新闻函授学校和妇女补习学校。他盖大楼,购买最新印刷设备,为《申报》配置第一流的硬件设施。在他的经营下,《申报》成了国内一流、世界著名的报纸。
    史量才最为可贵的,是他坚持独立办报精神。他高扬孟子倡导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之气,力求报纸远离某一党派立场,保持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的观察姿态。袁世凯实行帝制时,曾设法收买他,许以重金高官,要《申报》为其捧场,被他严词拒绝。针对社会上有关《申报》将被筹安会收买的传闻,《申报》特发启事,表明从来没有收受任何机关或个人的分文津贴。1927年8月,国民党对报纸实行检查制度,向各报派出指导员,一般报纸均俯首听命,唯独史量才坚决顶住。
    史量才认为,今日之新闻,即明日之历史。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继承中国古代直笔的史学传统,秉笔直书。1931年爱国人士邓演达被杀害,史量才以其在报界的特殊身份,要求各日报揭露真相,刊登宋庆龄起草的谴责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宣言。1932年6月蒋介石开始对工农红军实行第四次“围剿”,《申报》连续发表三篇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极为恼火,下令“《申报》禁止邮递”,要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到邮局监督执行。《申报》因此被禁止向外埠邮递达35天,损失巨大,但史量才志不为屈,在解禁后继续坚持独立办报原则。
    史量才的努力取得了《申报》的辉煌:1916年,《申报》日发行量从1912年的7000份突破至2万份,1922年《申报》50周年时已增至5万份,1925年突破10万份,至1935年,《申报》日发行量已达到16万份。与此相对应的,《申报》广告收入和盈利也在逐年飙升,以1934年为例,《申报》年营业额达200万元,其中广告收入150万元,占75%;发行收入50万元,占25%。此外,史量才还兴办了不少社会文化事业,如流动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报社服务部等,申报馆也由此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文化群体。
    史量才通过办报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1919年,世界报业大会在檀香山举行,他被推选为中国代表之一,虽因事未能前往,仍被推选为世界报业大会副会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史量才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此后又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等。
雄兵千万PK读者千万
  史量才是《申报》的总经理,称得上是一位超级富翁。更因为《申报》的影响,史量才实际上掌握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发言权。这一发言权,势必要与政治发生牵扯。对此,史量才的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毅然决然地为“言论救国”而不惜得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民间也广泛传播开他的事迹。
  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史量才与蒋介石的对话。
  蒋介石特地召见史量才,要求《申报》发表言论时要注意影响,并不无威胁地说:“我手下几百万军队,激怒他们是不好办的。”史量才非常反感,回答:“《申报》发行十几万,读者总有数十万!我也不敢得罪他们。”蒋介石盯着史量才,说:“史先生,我有什么缺点,你报上尽管发表。”史量才不卑不亢地回答:“委员长!你如有不对的地方,我照登,绝不会客气。”二人不欢而散。
  此故事还有另外的版本。其中一则是这样的:史量才接受某国民党政府要人的邀请,参加盛宴。席间,此要人故意宣传蒋介石的军威,称有雄兵千万,足以安内攘外。史量才听后,很不以为然,当着众人的面嘲弄道:“我没有雄兵千万,但约莫估计,总有数千万读者拥护!”
  史量才的“言行”和“新闻观”—— 立主抗日,反对内战;倾向民主,力求进步;努力将上海滩这份最老的报纸办成民主的阵地,势必会引起独裁者的嫉恨。
血染《申报》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接到蒋介石的“暗杀令”后,计划在上海刺杀史量才。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内,很难绕过那里警察的保护,所以一直不得时机。
    1934年10月,史量才因胃病复发,决定带全家去杭州所租的西湖别墅秋水山庄度假疗养。于是戴笠迅速采取行动,成立并指派了由赵理君率领的6人行动小组前往杭州。戴笠还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他进行配合。
    根据情报,史量才将于11月13日从杭州返回上海。刺客制定出方案,将动手的地点选在了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附近。据当时负责刺杀行动的特务沈醉回忆:“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防弹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咏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赵理君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另一凶手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完成刺杀任务后,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次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经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12月,上海、广州、北平等地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会。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称赞他为“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是一个真正的“伟丈夫”。

    “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史量才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学生的祭文写道:“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正是以鲜血染红了《申报》二字,并给后世留下了值得尊敬的报人榜样。

史量才遇刺时乘坐的汽车



1934年11月14日,《申报》以大号字刊登《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史量才在杭州回上海途中遇害的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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