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教思想对职教“顶层设计”的现实意义

作者:董奇 雷正... 来源:《职教论坛》 发布时间:2016-06-22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首次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思想,当时的表述是“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的要求。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用“顶层设计”的思想指导实践日益得到各界共识。同样,在我国教育改革进入关键阶段, 局部的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的面貌。在这样的背景下,“顶层设计” 将成为新时期全方位、系统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职业教育相对其他类型教育而言,面临更多的问题、困难和挑战,教改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复杂和繁重。诸如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职业院校生源的质量、深度进行校企合作、有效培养高技能人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毕业生待遇和社会地位等问题, 均非职教一家所能解决,必须纳入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大框架下来解决。

一、“顶层设计”的提出和要义

最近修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运行机制,“顶层设计”是优化职业教育运行机制的根本出路。

“顶层设计”概念源于工程技术行业,如在航空、航天、水电、核电等大工程中,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后来该概念从自然科学领域被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现中央将其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顶层设计”一词的英文是“top-down”,即从最高层开始, 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上纵览全局,确立欲实现之目标后,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去设计相应的部分。“顶层设计”是国家全局性的宏伟规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职业教育也必须纳入“顶层设计”的框架,否则,局部性的改革既难以满足职业教育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又不能与国家“顶层设计”的宏大规划相协调。然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的抉择是关系其成败的关键。纵观我国近百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 梳理职业教育的理论成果,可以发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高屋建瓴、统领全局的划时代意义, 无愧为职业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所以,在“顶层设计”的思路下改革职业教育,以黄炎培先生的职教思想为指导相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加强“顶层设计”对于办好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被一些地方性的实践所证实。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答记者问时谈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最近到新疆调研发现,新疆加强省级对职业教育的统筹, 成立职业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和自治区的就业办公室合起来办公,改变由教育部门孤立地管、孤立地办或者以教育部门为主来管、来办的状况[2]。新疆的尝试无疑为职业教育“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职教“顶层设计”的核心理念———爱国主义

黄炎培先生的职教思想,就像一座富矿,有着历久弥新的宝藏,对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在“顶层设计”思想下对职业教育作全面思考和规划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黄炎培先生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职教不朽的灵魂,也是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必须遵循的核心思想,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性质和培养目标所决定的。黄炎培对学生的要求是:“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 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3]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4]

黄炎培先生特别强调“求学为服务,服务勿忘爱国”,要求学生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把职业教育与国家兴亡盛衰联系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黄炎培先生赤子般的爱国之心和立志“教育救国”远大理想。黄炎培常说:“我爱朋友,更爱国家”,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他经常教导学生“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利居众后,责在人先”等等,这一切,都折射出黄炎培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黄炎培先生认为,“仅仅教学生职业,而于精神的陶冶全不注意”,是把一种很好的教育变成“器械的教育”,只能是改良艺徒培训,不能称之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

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洋枪洋炮叩开国门的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在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可否认还存在许多忧患和挑战,爱国主义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和各种思潮,也滋生出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在其影响下,不少人将个人利益放在了首位,早将国家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有人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为了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也有贪官侵吞了国家和人民千万上亿的巨款潜逃国外;还有奸商只顾自己赚钱不顾环境的污染、百姓的死活等等。这些人的见利忘义行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

令人担忧的是,神圣的教育领域也被物欲横流和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污染和侵蚀。不是有北师大教授对其学生称“没有四千万,就不要来找我”吗? 无独有偶, 不是还有云南财经学院开宝马的副教授,对别人介绍经验称,将全副精力花在教书育人上是自毁前程吗? [5]教育领域的污染已经影响到了下一代,如广东不是有一六龄童称长大要当贪官[6]吗?黄老所说过的“不知做人之道,必将成为自私自利之徒,更违教育之本矣”。

面对我国当前的国情,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惟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黄炎培先生的精神,正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这不仅是黄炎培先生留给职教界,也是留给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在进行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时,无疑必须将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背离了爱国主义的宗旨,培养的学生本领再大,但不效忠于自己的祖国,无疑是教育最大的不幸与失败。

三、职教“顶层设计”的基本框架———大职教观

黄炎培先生抱着救国救社会的一腔热血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他相信兴办职业教育是“救国救社会唯一办法”。然而,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的希望破灭了,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腐败政治底下,地方水利没有办好,忽而水,忽而旱,农业是不会好的。在外人强力压迫底下,关税丧失主权,国货输出种种受亏,外货输入种种受益,工业是不会好的”。“农工业不会好,农工业教育哪里会发达呢?”[7]在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压迫、积弱积贫、政治动荡的时代,职业教育自然也无法办好。社会现实使黄炎培意识到,“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8]基于这一认识,黄炎培在1925 年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他认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 参加全社会的运动。”[9]“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它克服了单纯就职业教育办职业教育的缺陷,把兴办职业教育纳入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之中。他呼吁“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0]。黄炎培先生“大职业教育”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职业教育与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为“顶层设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顶层设计”的框架下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以及职业与道德等关系,这一些我们都能从黄炎培先生所倡导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中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大职业教育的框架下认识职业教育,呼吁全社会有识之士来关心、支持和兴办职业教育,净化社会风气,荡涤鄙视普通劳动和鄙视职业教育的陈腐思想, 不失为重新赢得职业教育吸引力的良策。“大职业教育”的根本宗旨是使职业教育“社会化、科学化”,把兴办职业教育与国家富强紧密结合,针对中国国情开创现代职业教育新局面。

所以,在进行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时,黄炎培先生的大职教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

四、职教“顶层设计”的思想基础———劳工神圣

黄炎培先生在兴办职业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提出“劳工神圣”的理念以及“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等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教学原则。

面对当时社会崇尚“学而优则仕”,重劳心、轻劳力的积弊,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对当时社会上轻视劳动人民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鞭挞。黄老曾经说过:“人人都要希望在中国社会民众中做主要的人,不愿作平民或普通的人,只期作军阀、土豪、劣绅等特别的人,果如此,则中国危矣。”[11]

八十多年过去了,轻视普通劳动、鄙视职业教育的思想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个中当然是有许多原因的,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社会上鄙视劳动的思潮,特别是鄙视以体力为主的劳动。“官本位”、“老板热”、“明星热”等对职业教育的冲击是无可否认的。黄炎培先生当年的话就像针对今天的时弊而言。“顶层设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制度设计上改变普通劳动者低人一等的状况,提高脏、累、危险性大的岗位的待遇。其实,在发达国家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岗位收入不菲已司空见惯。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缩小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距,形成劳动光荣的氛围是“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黄炎培先生还敏锐地洞悉到实业教育中重理论轻实习的倾向,认为这“非教以农工商之技能,乃教学生读农工商之书”,他强调“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12]坚持“手脑并用”,就能用智慧和双手去创造社会财富,发展生产力,这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关键因素。“做学合一”源于杜威先生的“做中学”思想,它是对该思想的发展与融会贯通。“做学合一”用黄炎培先生的话说就是“一面做,一面学;从做里求学,从随时随地的工作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能”。[13]要获得真实学问,必须在书本以外,“就各人环境的接触,或生活的需求,研究最适当的处理方法,这就是真实学问”。[14]因此,只有“理论与实习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才能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从业人员。黄炎培先生认为“今科学之昌明,皆人类手与脑二者联络发达之成绩”,“故手、脑二者联络训练,一方增进世界之文明,一方发展个人天赋之能力,而生活之事寓其中焉。”他还认为“手脑联合训练, 确是人类生活教育上最基本的工夫”;“手脑联合训练, 适合青年期身心发展的自然要求”因此,黄炎培先生亲自制定了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的教育方针是“双手万能”、“手脑并用”, 体现出他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今天, 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重心依然是理论与实践的多寡、取舍与融合。黄炎培先生的“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原则为我们今天职教的课改指明了方向。“手脑并用”就是告诉我们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并重, 只动手,不动脑,只是机械地模仿,只能学到简单的技能,无法使得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做学合一”则告诉我们要带着问题学、要学习生产实践中用得着的知识,知识为指导实践服务,实践经验反过来强化所学的知识。

当前, 我们职业教育的课改往往左右摇摆,不是囿于重理论、轻实践的藩篱;就是矫枉过正,堕入片面强调技能训练而忽视理论知识的泥淖。黄炎培先生的“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思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职业教育中准确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度”的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也为在职业教育课程层面的设计提供了思路。

五、职教“顶层设计”的终极目标———金的人格

黄炎培先生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强调“人格必须完整”。黄炎培主张的人格教育,包括教会学生怎样做人、怎样为人,以及理想信念等方面的品格。他认为一个人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都要看重自己的人格价值,他引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认为只有恪守这三条信念的人,才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为此,他对青年提出如下要求:“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8]并奉为做人的根本,称之为“金的人格”。他把对学生的素质要求概括为“知识要切实,技能要精熟,人格要完整”。

当前教育界出现了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人格的倾向,不少教师和家长注重的是孩子“考试得几分”、“奥数第几名”、“钢琴考几级”、“戴上几条杠”、“证书有几张”等,而对孩子的人格品德、行为举止、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关心甚少。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已经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恶果,西安音乐学院大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非但不救还捅人八刀的案例便是有力的佐证。在社会转型、教育思想多元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先生所提倡的“金的人格”的教育思想更显弥足珍贵,它和只重视智力因素,忽视人格培养的片面教育观形成鲜明的对照。

毋庸讳言,职业教育确实应以“职业技术” 为原点来进行教学设计和组织教育活动,但首先必须具备一个前提,即对“人与职业”、“人与技术”的内在关系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把握,否则,以单一知识或技能崇拜和传承为目的,不是以知识技能为人服务、为人驾驭、为人利用为重点,必将使人成为知识技能的附庸和奴隶。片面强调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追求学生考证率和技能大赛名次,将原本内涵丰富的教育教学活动,简约成“快餐式”的应试和应赛教学,忽视了学生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职业倾向、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理想情操等,其结果是导致职业教育沦落为“造器”的境地。

和以人格为本的价值观相对立,对知识、技能顶礼膜拜的教育价值观所产生的结果,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对象在受教育过程中无尊严、地位和自主权。在这种情形下,即使课程设计得再好、教学活动组织得再合理, 学生也只能成为知识和技能的载体,成为智能化的机器。在这种情形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不是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动手实干“两脚书橱”,就是只会死板地干活、不会创新、不懂做人的“干活机器”。这样的学生一旦毕业,就会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社会竞争中无所适从, 无法安身立命,沦为满大街乱逛的“无业游民”。

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格本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他把“谋个性之发展”放在职业教育目的首位,表现出他对人性的充分尊重,把人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和服务对象,和把知识、技能、证书、名次和设备等无生命的东西放在首位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特别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学习和探讨和发扬光大,也是“顶层设计”的终极目标。

“顶层设计”的思路无疑将成为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表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深入学习和发掘黄炎培的职教思想,定能为当前我国在“顶层设计”的视野下发展职业教育提供极其丰富和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北京2010 年10 月27 日电.

[2]李重庵.职业教育吸引力问题访谈———访民盟中央副主席李重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12).

[3]黄炎培.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69.

[4]黄炎培.年会词[J].教育与职业,1918(7).

[5]朱建华,罗琴.副教授开宝马上课自比学霸,称全身心教书是毁灭[EB/OL].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4705269.html.

[6]网易新闻. 广州一年级小学生称“长大想做贪官”.[EB/OL].http://news.163.com/09/0903/14/5I9V5S6C00011229.html.

[7]黄炎培. 黄炎培教育文集. 第3 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8][9][10]黄炎培.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J]. 教育与职业,1926(1).

[11]黄炎培. 黄炎培教育文集. 第3 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05.

[12]黄炎培. 断肠集[M]. 上海:生活书店,1926.

[13]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A].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14]黄炎培.告宁属青年同学与爱护青年同学者书[A].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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