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抗日救亡岁月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5-06


 
  自黄炎培于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后,即以职教救国闻名于世。中华职教社积极唤起民众,提倡教育救国,首举抵制日货义旗,举办时事讲座,倡导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力赴国难,为前线募捐运送军需物资,组织医疗救护,开办难民收容所,培养输送抗日爱国青年,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一切事业均为抗战服务,在全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在此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深刻铭记中华职教社的先辈们与中华民族亿万同胞同仇敌忾、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收复河山的悲壮历史,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中华职教社先烈们。
  团结反日
  1928年5月7日,中华职教社对5月3日日本士兵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暴行(史称济南惨案或五三惨案)致电日本大学教授,要求罢免首相田中义一,驻济南日军交国际法庭公判。同时,发全国民众电,希望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一面对日经济绝交,一面提倡职业教育,作根本之图。
  1931年4月,黄炎培、江恒源、潘文安赴朝鲜、日本考察教育,回国途中闻日本将于本年对中国出兵,分水陆几路进击之计划。5月29日,黄炎培晋见蒋介石及外交部长王正廷,力陈在日所见及日本积极备战侵华之事。自日本考察回国后,黄炎培提出“用国货,穿布衣,剃光头”主张,并通过中华职教社的各项活动广为宣传。
同年9月19日,中华职教社领导人至上海广播电台,发表《怎样对付日本出兵东北》《我们对于日本出兵应取的态度》的演说。其后,中华职教社还多次举办“国难问题讲座”,请蔡元培、王云五、陶行知、章乃器等人主讲,倡导抗日救国的主张。
  同年9月26日,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到宁波同乡会参加“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代表“抗日救国研究会”赴南京见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看法。
  同年11月2日,中华职教社召开“不用日货宣誓大会”,出席两千余人。黄炎培演讲,提出“做好事或不做不好的事,都从自己做起。”
  同年12月23日,中华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为不定期、不收费,专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1934年1月,改名为《国讯》。
  1932年1月13日,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又进犯锦州。黄炎培与熊希龄、马相伯、章太炎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搞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如竟无如何,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起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
  同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日战役爆发。黄炎培和各界代表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支援前线物资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稳定。中华职教社同仁积极参加各项活动。3月,中华职教社协助“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创办“一·二八”残废院,收容抗战致残将士。4月,黄炎培与张绍曾、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刘鸿生等组织“国难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及对内拒绝实施宪政的政策。
  同年夏,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日见暴露,国人认为先从经济绝交做起,以绝其侵略的野心,而制其帝国之死命。中华职教社同仁有鉴于此,创设“中华国货指导所”,从事调查、宣传、介绍、研究国货等工作, 办事部附设国货代办部,便利乡村居民及各埠人士采购国货。“中华国货指导所”得到爱国厂商的支持,有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华珐琅厂、五和织造厂、鸿新染织厂、华生电器厂、三友实业社、振华油漆厂、大中华火柴厂等捐纳经费。
  同年9月,中华职教社职员自愿按月捐薪2%,献抗日义勇军,至抗日成功之日止。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承德等地,中华职教社发布《救国工作意见书及办法》,指出:“凡我国人应下最大决心,认定救国工作实为教育事业的主干,民族意识确为教育事业的灵魂。”
  1935年1月,江恒源在《国讯》第84期发表《教育与国防》一文。文章指出“物质的运用和物质的发展,一定要有精神贯注其间,一定要有整个国民力量,充满支持于其内”。文章指出“救国之道,不止教育一端,帮助国防上的设备,也不能专赖教育,但至少可以说,教育是各种救国方法中的最重要的一种。”
  同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华职教社积极响应,并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号召教育者“应该直接负起救国的责任,一方面参加学生的队伍,做身先士卒的表示,一方面领导学生从事切实有效的工作。”
  1936年5月16日,中华职教社黄炎培、江恒源、刘湛恩与蒋维乔、夏丏尊等,以上海文化界名义致电蒋介石,促速定对外方针,领导各方一致御侮。
  同年10月24日为悼念鲁迅(故于10月19日),中华职教社举行报告会,由黄炎培讲《从鲁迅之死,谈到中国民族性》,主张对鲁迅的“特立独行”和主张“正理”“公道”及敢于在文章中揭露黑暗面的精神,应全盘接受。
同年11月23日,因日、伪军进攻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受上海市地方协会、上海市商会等团体的委托,黄炎培、王晓籁、林康民、陆京士、颜福庆等由上海乘张学良的座机,赴绥远慰劳前方将士。抵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长谈。次日抵太原,25日抵绥远,傅作义在机场迎候,并介绍攻克百灵庙之经过。26日经太原返抵洛阳,晋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察北问题有办法、有决心。华北问题决不迁就”。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被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等七君子。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9日,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职教社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等致电宋哲元等,对奋起抗战捍卫国土的壮举,表示敬意。并提出:“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条约,全国人民愿为后盾。”
  同年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淞沪战事起,中华职教社热烈拥护国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赴抗战。黄炎培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并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中华职教社全体教职员、学生,在社董事会领导下,紧急动员,进行救济慰问等工作。在大世界内设收容所,收容难民7000余人。
  同年10月,中华职业学校决定迁往四川省重庆市,部分留在上海的师生搬迁至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浦东同乡会大楼,租用校舍继续办学。
  同月,黄炎培、江恒源赴山东省济南市募集棉背心12000件,以供前线军需。返回上海途中,火车在柳泉被敌机轰炸,机车被毁,二人幸免于难。
  淞沪抗战期间,中华职教社紧急组织数百辆汽车为前线运送枪支弹药,组织医疗队和医院,救护伤病员。在租界开办难民收容所,由中华职教社在漕河泾开办的农学团团员指导,实行难民自治。
  同年11月6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租界成为孤岛。中华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等离开上海,21日抵湖南省长沙市,在程潜处会见李根源,黄炎培向李根源建议三条:日军正自包头进兵宁夏,压迫马家军,新疆盛世才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分畛域,为马之后盾;盛世才与苏联关系密切,应介请苏联作为马之后盾;中共和宁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应力为调解。22日,黄炎培、杨卫玉访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请张治中借上书蒋介石、汪精卫之机,应力陈既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到底。
  1938年2月13日,在湖北省汉口市,黄炎培与汪精卫长谈,建议国民党开放政权。14日,黄炎培访陈诚,谈青年思想及国共关系问题。
  同年3月1日,黄炎培、冷御秋、江恒源赴江苏省徐州市,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5日,就如何调整、充实、发动民众机关;如何训练发动民众人才;如何发动陷落各县民众等问题的书面意见,面陈李宗仁。
  同年5月2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在汉口开茶话会,招待世界学生代表团,黄炎培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说,指出“对日抗战,不仅是自卫行为,亦是为人类清除公共之毒物的行为,故亦是一种最高尚神圣的义务。”
同年6月30日,李公朴被羁押于国民党政治部,谓有煽动兵工厂工人罢工嫌疑,黄炎培致电陈诚,要求“以身家保证,予以保释”。
  同年7月6日,原国防参议会改为参政会,原国防参议员均改任参政员。是日第一次参政会在湖北省汉口市召开,黄炎培出席会议。中共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陈绍禹等七人,亦选为参政员。
  同年8月13日,《国讯》在重庆复刊,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叶圣陶、张雪澄等组成编辑委员会,孙起孟任总编。《国讯》因淞沪失守,于1937年11月12日停刊。复刊的《国讯》继续以团结国人,共赴国难为目的。
  敌后斗争
  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后,上海的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设在租界,负责人潘文安、姚惠泉、杨拙夫等人,经陶行知等人的介绍,结识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及薛暮桥、张宗麟、黄定慧等中共党员。根据党的意见,战前成立的“职业界救国会”,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由中华职教社王纪华任协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受中共江苏省委刘晓和刘长胜领导。“职业界救亡协会”经常以聚餐会形式,与工商界、教育界上层人士保持联系,宣传讨论时事政治等问题。
  1939年10月10日,“职业界救亡协会”发动租界中国居民,冲破租界当局的禁令,悬挂国旗,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因出售国旗而被巡捕房勒令停课两周。
  随着各地难民纷纷涌入租界,社会对补习教育需求激增,中华职教社在原有4所补习学校基础上增设了3所。学生总数超过两万。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了给内地培养急需人才,开设了无线电、电讯工程等学科,第五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设了铁路员、司养成班,护士养成班和土木工程班等,学员毕业后大都到后方参加抗战工作。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由共产党员王纪华、石志坚、陈艺先等管理和任教,该校曾有两个班级的毕业生参加了新四军。其时,有不少有志抗日的青年和职业人员要求去延安学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他们就地学习,以减轻各方压力的精神,中共地下党经取得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的支持,在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办“现代知识讲座”,讲座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加强抗日信心为主题,由陈望道、王任平、许广平、周谷城、冯定、孙冶方、于伶、吴大琨等进步学者讲授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哲学、时事、文学、戏剧、法学等课程。共举办了3期,有840名学员,他们大都是进步团体选送的革命青年,以及党员干部。毕业后大多分赴新四军或党所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有“上海抗大”之称,毕业生欲赴抗日前线,要通过日伪的封锁线,大都扮成难民。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领导人姚惠泉利用在难民救济会工作的条件,取得大批难民证,供学员过封锁线时的身份掩护。
  新四军受国民党处处限制,枪械给养奇缺。中华职教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收存了国民党溃兵扔下的步枪五六百支,机枪约二十挺及迫击炮等武器。纪振刚与姚惠泉商量处置办法,姚即与八路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联系,商定把这批武器全部送给新四军。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发动所办学校的学生向社会征募寒衣,组织义卖、义演、献血等活动为新四军募捐给养。此外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还利用上海市地方协会筹集到龙头细布7000匹、胶鞋1万多双,其中少数交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外,大部分直接送交给了新四军。
  中华职教社上海办事处和其他爱国团体,两次组织上海民众慰问新四军,第一批由王纪华、顾执中领队,共20余人,包括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第二批由吴大琨领队,吴大琨在返回时被第三战区司令部关入上饶集中营,后经黄炎培等联名发电才得以获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中华职教社从重庆来电命令上海办事处停办,工作人员转移到大后方,只留一二人看守房产。日方要求中华职教社所办事业向日伪政权登记,中华职教社来电指示“宁可不办,不可登记”。中华职教社的职业指导所和职业补习学校均相继停办。中华职校留沪部分改名“工商习艺所”才得以维持。中华职教社的社所和各校校所被日军反复搜查,有些房产被日军占用,各校的图书、仪器被损毁一空。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姚惠泉、杨拙夫、杨盘铭等相继被日军逮捕,严刑拷打。日军逼姚惠泉讲出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的地址和其他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的名单,但他坚贞不屈,后通过国际友人和中共地下党的营救才得以脱险。
  同年3月,中华职教社以职教派的名义参与发起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时的中华职教社既是教育团体,又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双重身份。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党、派别的团体盟员,改为个人盟员。中华职教社的社员和工作人员均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参与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中华职教社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
  在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中华职教社接受并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逐渐成为既致力于职业教育,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职业教育团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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